编修地方志是对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记载与传承。传统的地方志往往注重记录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对个体的描述寥寥无几。而闵行有一部志书却突破常规，将每一户村民都纳入编修范围。这就是《虹桥镇村宅志》。（注：本地称自然村为村宅）

　　2014年8月，虹桥镇党委、虹桥镇政府，采纳镇志办的建议，决定在编纂《虹桥镇志》的同时，增编《虹桥镇村宅志》。全书总编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孝俭认为这个决定是富有历史性和前瞻性的。

　　对编修乡镇志这样的小志，我们一直在想，究竟是为了什么，谁来做志书的主角，如何让它走进它所涉及区域里的千家万户。在着手编纂《虹桥镇志》时，就提出了“让镇志成为村民的志”，就是有感于此。但如何让镇志成为村民的志，大家的想法也只是停留在增加镇志的地方特色，更贴近村民生活，记述得更详细些上。这方面，如邻近的七宝镇、九星村新编的《七宝镇志》《九星村志》等，都显示了这方面的努力，效果很好。但几年下来，总还感到还应不尽于此，那些志书与村民还有“隔”，与本地村民的乡土社会还有距离。产生这种情况，实际是我们编的地方志，哪怕是小志，还没有找到更恰当的让志书与村民走得更近的办法。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上的小志，也有同样的情况。上海地区自北宋嘉祐五年（1060）《青龙杂志》起，至民国，编修142种乡镇志，覆盖70个乡镇，今存60种。这些小志质量虽有上有下，还是弥补了府县志的空档，为上海地区历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是不争的。但从我们今人角度看，这些志书所记的内容与当时生活的丰富还是不相称的，要用的史料，也显得简单和粗疏，又更多偏重人文，很难看到反映一个历史阶段，或一个历史横断面，一个地区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尤其是缺少作为中国漫长的小农经济社会、乡土社会主要载体的宅基，也就是村落的基本面貌。即便有，也是碎片的。这为今世探讨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造成了困难，以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的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断代等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些史料，廿四史缺乏，浩如烟海的家谱不备，称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也付之阙如。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地方志来说，首先是小志的编纂还是套用府县志的路数，记载未能一竿子插到与民众最为密切的社会形态，即基层政体（或社区）和民众的聚居地宅基。其次，是对民众日常的普通生活理解的偏差，以致熟视无睹。实际上，习以为常的东西，因其普遍性，日久天长，形成一地的文化，而这文化又成为一地一域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做，而后又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后人看来这就有了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自然，这一切我们是不能苛责前人的。因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的看似不经意的着作《江村经济》一出来，就引起中外学界的极大反响。着作写的正是江南地区一个普通村宅的普通事。但恰恰是这个普通村宅，这些普通的事，为后人留下了这年代南太湖地区农村基本面貌的史料，成为一个地区社会史的地标。新编地方志，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至今也近40年了，现在已进入了第二轮修志阶段。但如细细研究，在这方面，没进步多少。我们还是没有着眼于对普通社会普通人的研究，对社会作微观的调查和记载。

　　现在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年代，这就是中国农村社会基本形态千百年来所未有的巨变，大部分城市郊区农村的消失。其标志，一是法定的有五六十年历史的社会组织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撤销。农村村民的法定身份从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村民户籍“农改非”）。二是有千百年历史的宅基和集镇消失，村民从宗族聚居地的宅基，迁到了完全非血缘关系组成的街弄社区，从xX宅基人变成了xx住宅小区的人。集镇与周边商区、住宅区融为一体，商街或变成通衢大道，或已成住宅区，已非昔日独立于乡野的社区。在虹桥镇，这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宅基、集镇农村四种社会形态（或称社会组织），从1980年开始撤销或消失，到2011年已全部成为历史。村民与这四种社会形态，都有最为实际的社会和行政隶属关系，也是农村一切社会形态中最为本质的关系，它的存在，客观上反映了农村各重要阶段的实际面貌。

　　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也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从宋上海镇，到元上海县，再到1843年上海开埠，再到1927年上海市成立，一直发展到今天国际大都市，其根基无不是农村和农田。但是，今天我们几乎很难看到现在上海市区形成前的基本形态的史料。实际，今天看似繁华的上海老市区，在七八十年前也就如一二十年前的上海近郊地区，种菜养猪，池塘阡陌，村舍老树。今天我们又面临当年同样的境况，且这种巨变比上海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它的演变不是渐进的，又是整体的。这就给了我们可能就是唯一一次的历史机遇，把修志工作推到了前台，吸取历史教训，完整记录好这个历史巨变。

　　虹桥镇在上海市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镇，类似成为上海市区前的法华、徐家汇、静安寺地区。地接上海市区，城乡结合。20世纪初，就有上海市郊最早的公共道路，20年代在西首又有飞机场建成，两者均以“虹桥”命名。二三十年代又为上海最主要的外国人和富商的郊外别墅区。20世纪30年代就是上海重要的菜区，农民种菜就为上海市场，蔬菜生产全部是商品生产，而自用口粮又从市场购得。50年代有大片土地被征用，在征用的土地上建起上海三大工业基地的上海仪表区。80年代，受上海市区的扩展和土地被征用两方面挤压，地域不断缩小，农田不断减少，终至2011年全镇土地被全部征用，村民的居住地宅基因动迁而基本消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全部撤销，虹桥镇基本实现城市化。基于上述情况，可把虹桥镇视作中国大城市近郊农村本身固有发展和城市化的模块，地方志的对宅基的记述，不是对一个普通乡镇的记述，而是对中国最大城市近郊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乡镇从城市化前到城市化过程的记述，其意义不言而喻。

　　当今中国，乡镇以下的组织架构是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宅基、集镇，这四种社会形态组成了当今的农村社会，村民都生活在这四种社会形态中，村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无不受其影响或制约。

　　行政村具有法定地位，是1984年由生产大队演变而来。生产大队是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中间一级组织，负责本大队生产建设、社会福利等，拥有集体资产。行政村是村民自治组织，与生产大队一样，对村民参加招干、参军、入党，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具有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相兼的职能，是村民与社会发生关系的第一通关口。实质上是国家最基层的政体。与村民的关系，更多的是发生行政事务上的。其撤销后，虹桥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仍保留有集体资产，通过股份制的形式，与村民发生联系。同时，集体经济组织还负有原村民委员会的福利保障等方面的职能。

　　村民小组，虽没有法定基础，实质是行政村的延伸，是1984年由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基层的组织生产队演变而来，使村民与宅的关系更密切。生产队形成于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1962年起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直接组织村民（社员）集体生产，完成国家的农副产品生产计划，对其所有土地、水面、牲畜、大型农具、农业机械等，有管理自主权。经济分配直接面向村民，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以劳动工分取自生产队。实际是国家行政管理在农村直接面向农民个人的部分。演变为村民小组后，负责生产、经济核算和行政管理职能极大弱化。组织集体生产不再存在，除了土地，失去绝大部分的物质基础。与村民的关系，主要是一般事务的告知和负责村民福利等事宜。

　　上述两个集体经济组织，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成为村民地域性的纽带，这种纽带虽无亲属关系和血缘的维系，但因村民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系统中，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协同行政，产生了甚至超过血缘和亲属关系的联系，形成对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认同。这种认同延续了五六十年，甚至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撤销后，还有影响。

　　宅基是一个地区最早形成的社会形态，以血缘为基础的村民聚居地。虹桥地区90％以上的宅基里的村民同宗，宅基是村民共同的先人千辛万苦打造而成，其布局、宅风，体现了家族的秉性。它是当地社会的活化石，村民祖宗溯源的由头，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村民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千百年来演变，宅基由小变大，人口由少变多，有的分宅而居，又形成新的宅基。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宅基的概念被不断淡忘，代之以生产队或村民小组的序数号。从80年代宅基因动迁开始消失，到21世纪初基本成为历史，标志虹桥地区整个乡土社会的结束。虹桥地区宅基的变化是上海乡村变化的一个缩影。

　　虹桥地区有3个集镇，是当地商品的集散地和文化教育中心，与当地村民生活息息相关。集镇上的商铺，在不同时期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的商品，反映了当地经济水平，以及集镇和城市、乡村的联系。商业经营者和集镇居民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集镇产生于当地土着的需求，发展于市场经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归于计划经济，到8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趋于消失。

　　宅基和集镇不具法定地位，但它们和村民有血肉联系，千百年来宅基和集镇的风貌就是一个地区的风貌。

　　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宅基、集镇是一个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载体，《虹桥镇村宅志》以这四种社会形态为记载对象。首先，全镇16个村（生产大队，含1992年划出镇的）、138个村民小组，3个集镇和128个宅基，全部分类入志，平行记述。其次，保证全镇每家村民都能人志，在志书中有迹可循。由此，极大加强了志书与村民的联系。一部志书含全镇乾坤，能查到每个村、村民小组、集镇、宅基和每户村民。村宅志真正成为“村民的志”

　　《虹桥镇村宅志》和《虹桥镇志》相辅相成，互为经纬，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但在写法上不同。镇志以全镇的条线为基础，记载镇的方方面面。一切以镇的层面来观照，宏观的记载多于具象和微观，展示虹桥镇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势大略。村宅志则以全镇涉及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宅基、集镇285个单位为记载基础，入志资料以单位为层面照看，多微观，多具象，甚至家长里短。

　　四种社会形态，社会角色不同，村民在它们中间的地位也各异。村宅志记载，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则重其行政功能和经济活动，宅基和集镇偏于乡土社会。

　　志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一个地区历史和现状，系统的、整体性的骨干资料，这些资料能够显示一个地区各个阶段的基本社会形态，而不是用个案或偶发性的情况（资料）来涵盖一个地区。没有系统、整体的资料，一个地区各阶段的基本形态的表述，一定是不完整或碎片的。系统性、整体性的骨干资料，是地方志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生命所在。在《虹桥镇村宅志》中，遵循这个原则，处理繁杂资料，使得志书的每字每句是信息，充满力量。在资料的取舍上，努力做到下面几点：

　　要素的确定，是建立在对写作对象的理解和认知上，行政村、村民小组、宅基、集镇，各有确定的要素。先是统一每种形态里的所有村、村民小组、宅基和集镇的要素。在统一的基础上，根据各村、村民小组、宅基、集镇的个性，再辅以个性化的记载。各形态间有恰当的联系，以一条线索把看似不相连、独立的形态串联成整体，形成虹桥地区村宅的整体面貌。各种要素的提炼和确定，首先是体现在篇目设计上，其次是记载的材料。

　　（1）行政村篇目，按一级行政区的基本要素来设计，基本涵盖村的自然地理、建制沿革、政治、经济、民生等。分为17个方面，包括：①位置；②建制；③户、人口、劳动力；④土地；⑤河浜；⑥道路、桥梁；⑦综合经济（总量、产生结构）；⑧农业；⑨畜牧业；⑩工业；仓储业；楼宇经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民生；大队、村委会、实业公司机构设置、办公地点；大队、村、公司负责人；荣誉。

　　（2）村民小组篇目，是行政村篇目的缩小版，强化经济活动的容量。①位置；②建制；③户口、劳力、土地；④经济（蔬菜生产、粮食生产、养猪、养鸡鸭、种植蘑菇、工业、仓储业）；⑤集体资产；⑥生产队、村民小组负责人。

　　（3）宅基篇目，为保持宅基记载对象的有机联系，不分条目，一文经贯始末。记载主要方面，清晰可见。把宅基志的编纂看作是编修宅基村民的族谱，突出宅基历史、自然风貌、宅基文化和村民的活动。

　　表格的统一，与文字记载要素的一致，同等重要，表格简明，有反映资料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性，又具类比性。全志共用了1206张表格，具体情况如下：

　　（1）行政村，用7个表，为：①村级河浜情况表：②村经济情况表；③蔬菜生产情况表；④粮食生产情况表；⑤养猪情况表；⑥村楼宇经济经营情况表；⑦村负责人情况表。各表的项目，是要素性的。表格的年份是连续的，逐年或阶段的。

　　（2）村民小组，用5个表，为：①村民小组经济情况表；②蔬菜生产情况表；③养猪情况表；④工业（仓储业）情况表；⑤生产队、村民小组负责人情况表。以生产为主体，反映地区经济的变化。

　　（3）宅基，用3个表，为：①1951年土改后村民情况表；②20世纪80年代村民人口房屋情况表；③宅基动迁村民住房安置情况表。以村民为主体，反映宅基的变化。

　　（1）记清各行政村（生产大队）、村民小组（生产队）创立和撤销，以及其中的变化的时间和名称。尽可能追溯宅基的形成年代和创始者。记清宅基动迁和消失的时间，一个不漏。记清集镇形成和消失的时间。

　　（2）记载产业的始末及兴衰，一个地区主要产业是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重要产业的始末及兴衰，是一个地区主要经济活动的标志。虹桥地区村民向以农业为生，虽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变化，但是农业生产作为国家计划的主要部分一直在继续，直到耕地完全被征用。农业生产的全部停止，是虹桥地区一件最大的事件，标志延续千百年的农耕社会的结束。村宅志对农业的记载，以蔬菜生产、粮食生产为重点，记载了所有村民小组停止农业生产的时间，其间各节点的情况，包括60年代蔬菜面积扩大，60年代末因政治原因“减菜增粮”，到1982年全社停种粮食作物，耕地全部种菜。养猪是虹桥镇仅次于种植业的产业，到八九十年代超过种植业，成为生产大队、生产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村宅志记载了所有生产队、村民小组在养猪关节点的情况，停止养猪的时间。还记载生产队、村民小组养鸡养鸭养羊。再就是工业、仓储业的始末和各行政村开创楼宇经济的时间，及至2012年基本情况。所有的记载都紧扣虹桥镇的主要经济活动的起始、发展、结束的时间和情况，理清了虹桥镇所有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经济活动。有的村民小组，还记录有棉花、油菜生产的停止时间。

　　（3）记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关节点，尤其是最后阶段的情况。志书的重要价值在于是否点触到了一个地区关键阶段的关键内容。这部村宅志记载的上下限，正处上海近郊农村变革的全过程。从农村土改，到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再到人民公社解体，设立乡下面的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再到村和村民小组的撤销。如果不记清以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为单位的农村变革所带来的变化，是无法说清农村的，这部志书的编纂的意义也不大。村宅志抓住每个变革的节点，记载了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土地状况，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时各社的资产，农民入社土地、劳动力及大型牲畜、大型农具以及分配政策，人民公社时期各生产大队、各生产队的总收入、各业比例以及农民的收入等。对所有村和村民小组撤销后集体资产的总量及处置的记载，更具历史意义。村和村民小组集体资产总量及处置，是经历五六十年农村集体化的最后总结，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对国家，对地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可入永久的档案资料。村宅志，一是记载村民小组集体资产的总量，及全部以村民农龄分析的处置办法。二是行政村集体总量及处置，以村部分集体经济为基础成立5个股份公司和5个经济合作社，以及村民成为村股份制组织股东。这里，村和村民小组的集体经济，其一，本身可看作五六十年来农村集体化的最终经济成果。其二，最后集体经济的处置，可称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笔，宣告一个旧的模式的结束，新的模式的开始。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农民的私有土地、大型农具、大牲畜加入集体，到90年代集体资产以货币形式又分归到农民手里，最后农民又以分得的部分货币，重新加入带有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村经济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成为股东，领取红利，在经济利益上又部分回到了集体。这里虹桥镇处置集体资产的方式，也是上海行政村、村民小组集体经济处置的一种模式。这是21世纪初中国大城市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现象，应记之留存后世。

　　《虹桥镇村宅志》的编纂，最初就是起因于村民有感于宅基的消失，而又依依不舍，常在记忆中。宅基不是法定的一级行政单位，而又与村民休戚相关。是村民的家园，社会的发端，不见于任何记载。即使如地方志，大多不提一词，有记载的也只是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新编《上海县志》虽然通过努力，也不理想。村宅志记载虹桥地区宅基，着重以下四方面：

　　（1）记好宅基的来龙去脉。宅基的由来，不仅是宅基本身的历史，还涉及整个虹桥地区的历史。虹桥地区宅基的存在，虽然最早可追溯到北宋，但绝大多数无法追溯到其发源期，哪怕是形成于民国时期，也都困难。只有四成的宅基有文献资料可查，或口口相传的村民口碑。基于这种情况，村宅志以2份档案资料作宅基的底数。一是1947年上海市政府保甲编制虹桥地区情况，虹桥地区的宅基第一次有了类似现代行政区划的序列。二是1951年土地改革资料。1951年虹桥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改革前后进行了可能是虹桥地区历史上最彻底的乡村调查，留下了大量的调查资料，第一次廓清了宅基的基本情况。经过整理，形成了村宅志的文字和表格资料，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依据的最可靠的相关宅基的材料。不管其他资料有与否，全镇所有宅基以此为底数，就保证了宅基的来历至少能上推六十年。在此基础上理出宅基各户村民户主、家庭人口、成分、国私有土地、房屋及宅基地。再在此基础上，理出宅基村民主姓或大姓，与宅基名称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是虹桥地区90％以上宅基村民同宗，其理由是近一半的宅基名称与宅基村民主姓相一致，还有23个宅基的名称本身明告了其来历。再就是重视宅基动迁情况的记载，宅基的动迁和消失，和虹桥地区农业生产的停止，同为虹桥地区最重大的事件，村宅志详记所有宅基动迁的时间、原因、村民情况（户主、家庭人口、原住房）、安置房安置方式及去向。用土改资料和宅基动迁资料相比较，五六十年前后宅基村民姓氏基本未变。这里有极为丰富的信息密码。

　　（2）选好、记好村民对宅基的共同记忆。宅基是祖宗留下来的，也是村民的共同财富，与城镇居民居所不同，宅基不但是村民终身的居住地，还是大多数人就业地。村宅志记有：①宅基所处位置及相邻的村宅，或其他地标；②村民出行道路、落脚的集镇；③浜池桥梁；④林舍宅第（绞圈房子、祠堂、别墅）；⑤大树古树、竹园、枝杨圈；⑥水桥、春臼等公用设施；⑦其他特殊建筑、机构；⑧宅风、习俗；⑨事件。

　　（4）加强对人的记载。宅基是人居住的地方，有了人才有宅基，也是村民生生不息之处，宅基的一切是村民创造出来的，对宅基的记载，充满对人的关怀。村宅志记有：①宅基初时的先人；②农业合作社的初创者；③有影响的人物；④入伍人员；⑤大学生；⑥20世纪60年代初下放回乡人员；⑦到宅插队落户知识青年；⑧90岁以上老人。

　　集镇与村民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常常是一个地区繁荣与否的标志。有的集镇还驻有政府机关，或其他事业单位。但它不具法定地位，很少作为一级行政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县44个集镇，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只有5个。新编地方志很少涉及集镇，与集镇在一个地区的地位不相称。集镇本身也几乎无完整的档案资料。也为记载集镇造成困难，只能通过采访取得资料，但是不影响对集镇进行完整的记载，着重以下四个方面。

　　（2）以商业为主线年代初集镇商店调查资料为底数，上伸至30年代抗战前后，下延到60年代。再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商业发展直至消失。

　　记载家族史，是新编地方志的一项缺门，就是以地近人亲为特色的小志，也基本无此记载。主要原因是因各种原因，对重要家族对地方的贡献认识有误，不被人重视，地方志自然也难有记载。同时资料的难得也是重要原因。在虹桥地区，虹桥集镇顾家、丁家、沉家，新桥王家，都对地方有贡献，世谱流传有序，后人事业有成。通过对4个家族的记载，勾画虹桥地区人文脉络，村宅志丰满。记载：

　　（1）因家族而异。虹桥集镇的3个家族，每个家族均分两处写，一是符合入志标准的人物归到集镇的人物中。二是家族、简史、人物、分别归人以“顾半镇”、“东枝杨圈”、“西枝杨圈”为标题的条目中。新桥王家，谱系完整，村宅志中作为新桥宅基的附记，完整记自明洪武年间至今600年的历史，以清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六房为主线，分别展开，延续至今。

　　在历史上，虹桥地区宅基一直较为稳定，宅貌宅风少有变化，除媳进门、女出嫁，少量子弟念书当兵或外出就业外，人口进出也很少。20世纪80年代，这种局面被打破，大量外地民工到上海打工，借宿于村民家。村民先以住房出租，后发展至在自留地、房前场地，违章建房出租。虹桥全镇几乎所有宅基都有外来人口居住。有的宅基外来人口数倍于本籍人口，形成一个外来人口的小社会，里面开有各种商铺。而本地人口大多买房在外居住。这些宅基被称之为“城中村”。江南水乡风貌全改，宅基供电、供水紧张，环境脏乱差，社会治安问题严重。这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延续了二三十年，一直到宅基动迁。2005年，全镇有25个“城中村”，2010年10个，2012年8个。村宅志选9个有代表性“城中村”予以记载。记载的内容有最早进入宅基的外来人口，到顶峰时的数量，与本籍人口数量之比；出租房屋村民户数、出租总面积，不同时期租金额；外来人口开的店铺，公用设施、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等。这可能是上海地区在地方志中最早记载“城中村”。这些资料弥足珍贵，是虹桥镇，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特殊阶段的世情记录。

　　载入村宅志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有生产大队、行政村（村实业公司）党政正副负责人，生产队、村民小组正职负责人。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起，到村和村民小组撤销，这些组织负责人组织村民生产，安排村民生活，解决村民纠纷，维护社会安定，劳苦功高，他们是农村最辛苦的人。本志把他们列入志书中，是代表全体村民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全篇以文字和表格两种方式予以记载。文字记载，有第一任负责人的姓名，其间经历负责人的数量。表格记载历任生产大队、行政村、公司正副党政领导人，生产队、村民小组正职负责人。表的项目设计有负责人的姓名、出生时间、文化程度、职务、任职时间。出生时间和文化程度项目的设置，反映了各个阶段（时代）农村干部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负责人文化程度都不高，以小学为主。但没有妨碍他们会办事，办好事。任职时间，也可看出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队伍相当稳定，有的生产队自头至尾由一个人当。有的干部在同一岗位20多年。这些资料，有强烈的时代特点。

　　村宅志记述的事物、事件都是既往的，事涉各行政村、村民小组、宅基、集镇的地理位置，内部房舍、池河及重要设施的布局，光用文字，不借用地图，两相对照，不易说清。为了还原历史，让村民更容易把文字的记载与记忆中的实物对照起来，村宅志设计5套地理示意图和风俗图。地理示意图：（1）民国37年（1948）虹桥地区保甲图4幅，标出保界、甲数及马路、河流、集镇和宅基分布；（2）民国37年（1948）3个集镇影像图3幅，标出马路、河流及重要地标等。1966年虹桥人民公社和16个生产大队影像图17幅，标出公社界、大队界及马路、河流、集镇、宅基分布，还标出公社、大队办公所在地；（3）不同时期的虹桥镇（乡、公社）行政区划图6幅；（4）20世纪50年代初集镇商铺分布图3幅；（5）宅基示意图，所有宅基都配有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2张，共183幅（其中朱家浪宅基在60年代分为朱南、朱北2个宅基，故总数为奇数）。选这两个年代的原因，是宅基布局在这时期较稳定，具备前后对照的依据。另外，为加强直观感，对桥、大树、寺庙、枝杨圈、大宅第等地标，用统一图像作为图例，予以标识。风俗图，许多场景均已消失，无照片，请画家绘制，共65幅。

　　《虹桥镇村宅志》编纂，五易其稿，前后经历五年。志稿编纂的主要方式，是镇志办布置工作，确定篇目和编纂要点，各村出稿，经镇志办整理修改，提出修改意见，再回到村，由村按修改意见再补充资料，修改志稿，反复来回，直至镇志办认可。

　　2014年8月29日，镇政府召开《虹桥镇村宅志》编纂动员会，范丽春副镇长动员。会后，各村按照镇志办的编纂纲目，着手编纂本村的村宅志稿。虹二村率先完成有6万字的初稿。经镇志办整理编印，作为各村编纂范本。至2015年8月，全镇完成第一稿，全稿86万字。志稿的主要问题，写法上编者主观的“大约摸”（大概）内容太多，志稿未能让资料说线月，镇志办负责人走访全镇10个村，动员各村启动修改第一稿。3月9日，镇政府召开村宅志编纂推进会，10个村的修志领导和撰稿员参加，范丽春副镇长作动员。会上，镇志办对村宅志的写作对象确定及村宅基本要素完整，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5月5日，镇志办召集划出镇和撤销建制的6个村（生产大队）撰稿人员，商讨布置村宅志稿的充实和改写。到同年12月，16个村（大队）交出第二稿，计95万字。2017年1-3月，镇志办对第二稿进行修改。针对志稿记载事物、事件模糊，要素不全，理事不清，缺乏系统、总体资料，6月5日提出要对第二稿进行重大修改，以基本确立村宅志稿。要求增补各村（大队）、村民小组（生产队）的完整的统计资料，包括农业（蔬菜生产、粮食生产）、畜牧业（养猪、养鸡鸭）、工业、仓储的资料，强调要用历年的数据来展示经济状况。要重视村级集体经济改制，要有改制节点上的主要数据。各村道路、桥梁、机构、办公地点，各村民小组历年人口、劳力、土地，都要交代清楚，不能含糊。调整篇目，虹桥、程家桥、小闸3个集镇独立成章，补充资料。6月27日，镇政府召开村宅志编纂工作推进会，杨春华副镇长动员。10个村修志领导和主要撰稿员参加。镇志办向各村提出各村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宅基的补充资料清单。会后，再与划出镇和撤销建制的6个村（大队）协商相应工作。7-9月，镇志办查找资料，完成全部行政村、村民小组经济数据收集，统一制作蔬菜生产、粮食生产、养猪生产三类表格，补充进村宅志稿。同时调整结构，编撰3个集镇7万字志稿。9月30日，完成村宅志稿第三稿，计120万字。同年11月，镇志办增补20世纪60年代虹桥公社蔬菜、粮食夹种地区社员口粮分配情况和1948年虹桥地区各宅基所属保甲情况。2018年春节前，改出第四稿村宅志稿，共150万字。春节后，镇志办校对、排版、设计、送印村宅志送审稿，3月下旬送专家组和顾问组共计20人开展审稿。

　　2018年4月9日，镇党委、政府举行“《虹桥镇村宅志稿》评议会”。参加评稿的有，以上海市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洪民荣为组长的专家组，组员有王继杰、黄晓明、黄文雷、唐长国、刘其奎、金九牛、沉永清、郑祖安、张忠民、欧粤、朱雷萍、柴志光、范文卫。闵行区副区长曹扶生、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雷萍出席会议。虹桥镇党委书记卢国庆、镇长周胜春讲话。虹桥镇志办公室全体人员出席。同期，顾问组组长周建邦，成员沉定国、杨妙福、顾根勇也对村宅志进行评议。根据专家组和顾问组的评议意见，2018年6月底，镇志办改出第五稿，并于7月24日交出版社。同年9月至2019年3月，镇志办四校样稿，并增补《释名》。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更多方面的人参与。《虹桥镇村宅志》涉及16个村、138个村民小组、128个宅基、3个集镇，共285个单位，每个单位涉及的方面又几乎与县志差不多，工作面广量大。有幸的是，村宅志的编纂，得到了虹桥地区方方面面的人员，特别是各村村民的支持，他们不但在道义上支持，还提供资料和线索，提出看法和修改意见。没有他们的支持，是编不成这部村宅志的。有50多人直接参与了这部志书的编纂，这是一支可靠的队伍。在编纂过程中，这支队伍形成了四方面生力军，大家各司其职，相互支撑。

　　领头者，自然是镇志办。周莉和蔡汤福负责全志编纂的组织、协调和志稿的编写、修改工作。徐顺仙、顾济民、顾新绿、吴依虹、徐贤萍协助收集、核对资料，以及修改志稿。大家和衷共济，在编纂《虹桥镇志》的同时，编纂好《虹桥镇村宅志》。除了例行的组织、编写事宜外，镇志办还负责收集、整理各村共同性的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建制沿革，1951年土地改革资料，历年经济情况，历年蔬菜、粮食、养猪生产情况，历年工业、仓储业情况，楼宇经济，家族史。这些资料必须是权威的，出处一处，口径一致。蔡汤福、徐贤萍在闵行区档案馆查阅土改及“四清”时期档案资料200册，整理制作虹桥地区50年代土改时期6000户人家国有土地、私有土地、房屋、宅基地及家族成分的表格。对有人不理解表中列家庭成分，档案中的户主姓名和现在对不起来等情况，蔡汤福向各村做说明，做好核对。整理和制作127张土改后各宅基村民情况表，这些表格含有5万多条数据。1948年虹桥地区保甲档案分属数处档案馆、派出所，蔡汤福顺藤摸瓜，历时四个月，最终拼版出整个虹桥地区保甲编制情况。志稿经济数据的权威性及一致性，是影响整部志书质量的重要一环。针对各村用自己的旧档理出的资料，或口径不一，或缺要素，镇志办决定用镇档，编制出镇各村、村民小组相关的全部表格。在徐顺仙、顾济民的专业指导下，吴依虹、徐贤萍查阅虹桥镇（乡、公社）60-90年代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19册，汇总16个村（大队）、138个村民小组（生产队）经济数据9万余条，制作经济、蔬菜生产、粮食生产、养猪三种表格500余张，保证了志书经济数据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家族资料收集极为困难，有家谱的也已经被毁，没家谱的也因政治运动谱系已断，后人又散落各地，很难理出头绪。2012年到2016年，周莉追踪新桥王家，得到王家前辈王辅民、王师鹏等及王家后人支持，第一次整理出自咸同年间至今的王家谱系。又得到顾家后人顾济群支持，得其花费30年功夫编修的《顾氏家谱》，理出了有虹桥“顾半镇”之称的顾家谱系。最后趁热打铁，又理出虹桥集镇的丁家、沉家谱系。集镇资料几为空白，周莉、蔡汤福分别负责虹桥和小闸集镇志稿编纂，整合资料，再采访各方人员，得以完成。

　　主力军是各行政村编修队伍。在镇的10个村均成立由分管领导负责和撰稿员组成的村编志小组。参加编志的人员分别是虹桥村顾云其、周永高、顾济民、黄锦兴、沉石林、沉凤英，虹二村徐翠根、陈东兴、周美华、张宝岐、陈义民，虹四村陆仙根、姜桃法、陈胜余、沉顺发，虹五村蔡国荣、徐桂忠、张长发、陈关林，虹六村徐华龙、冯德风，红春村姚霖福，西郊村姚国安、虞国伟、杨宝顺，先锋村朱银龙，井亭村韩世皋、高关囡、汪华，新桥村王美娟、王临效、王振元、侯顺文、余建民、周文元，虹三村文德明，长春村褚建兴，虹南村黄春赟、钱莉、康晓颖、黄丽君，星联村曹建敏，小闸大队沉永良、沉志才，红金大队史永花。他们大多数已退休，有的年龄已有80多岁，退休前多为村队和镇里的干部，终身与种菜养猪打交道，从未接触过地方志，更遑论参与编纂了。现在参加编纂村宅志，是乡下人写自己村宅的历史，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份神圣的新工作。他们熟悉虹桥地区的一草一木，对已消逝的村、村民小组、宅基怀着难以却去的感情。他们的年龄和工作经历又是承上启下，是写村宅志的最佳人选。按照镇志办的要求，他们一步一步，把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宅基记载了下来。编志的最大难处是资料的缺失和不足，编修村宅志尤为如此。村宅大多无档案资料，而各村编写的材料，又是村宅志的基础材料，也是第一手的材料，要理出头绪，难度尤高。各村同志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完成任务。虹桥村周永高收集村民春粉、焋糕，种植艾蓬和菖蒲作中草药的资料。沉石林把农业生产、队办工业、仓储经营写得清清爽爽。虹二村徐翠根、陈东兴、周美华多次到闵行区档案馆查档，数十次召集知情人，收集安国寺、中共地下党组织、国家领导人宋庆龄视察农村托儿所、表演唱《种菜人想着吃菜人》的口碑资料，安国寺最后的情况、表演唱资料难能可贵。虹四村陆仙根要去国外照看孙辈，赶在出国前写好村里的全部志稿，在国外还和镇志办联系修改事宜。虹五村蔡国荣擅于挖掘“接地气”的资料，比如写村宅里不同时期红白事办酒方式、菜式和花费，还写出不同宅基的绰号来历，使村宅的形象丰满，读来颇有趣味。西郊村处虹桥机场出入口，村里有众多民国时期建的别墅，发生过许多故事。姚国安、虞国伟查阅文献、档案，数十次采访座谈，一个一个踏勘沿虹桥路（西郊村段）沿线别墅，理出建年、业主、变故、今貌，以及村民与外国人发生的故事，使得他们的志稿呈现“异国情调”。姚国安额外任务是编纂程家桥集镇志稿。集镇几无历史档案，又分属新泾和虹桥，找人困难，姚国安做了大量采访和座谈，掌握第一手新鲜资料，使得记述对象可亲可感。参加村宅志编纂，80年代撤销建制的2个大队和1992年划出虹桥镇的4个村更为困难。好在原是一家人，同为乡亲，老人对昔日村宅充满感情，编修人员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红金大队1980年就撤制，是虹桥镇最早撤制的大队，老干部史永花发动原大队所在今居委会参加编志，自己花钱请人吃饭，发车马费，找熟人，逐个宅基收集资料，终于写出了漂亮的红金大队志稿。

　　第三支队伍是地图和风俗画制作人、摄影人员。绘制地图工作由蔡汤福组织，参与人员有周文安、诸祥兴、陈根福、徐桂忠、朱丽娟、张金才、谢震、沉金荣、朱银龙、姜德龙、高友财、王师芳、陈全发、曹六弟、沉定国、沉明龙、沉维亭、沉永良、王谕根，全部地图由虹桥土地所老所长董福余执笔把关。参与人员都是村里的老干部、老法师，对村域界限了如指掌。虹桥镇从1949到2012年，行政区划历经11次变动，建置沿革头绪纷繁。2013年2-3月，镇志办按照虹桥镇建置沿革中的3个重要阶段，分3批组织绘制镇行政区划图。绘制现场，相邻村为一组。根据档案资料与老人回忆，在上海市测绘院提供的底图上绘出草图。将历次区划调整时的虹桥镇（乡、公社）和17个村（大队，含今属七宝镇的号上村）间的界线、办公点，域外相邻的区、街镇（乡、公社）绘制、标明。经过10多次的校对和修改，经各村签字确认，完成15张地图。村宅志采用其中6张。宅基示意图涉及面广，各村提供的标准不统一，镇志办把虹桥镇水务站提供的20世纪70年代虹桥公社水利图，分割成100多张宅基图，由各村在此基础上绘制宅基示意图，再交由制图人员进行电脑绘图，前后修改六稿。3个集镇50年代示意图，根据当时的商铺登记档案，采访商铺后人和知情者，虹桥、小闸两个集镇由镇志办完成，程家桥集镇由姚国安、杨宝顺绘制，最后由镇志办吴依虹统一进行电脑绘图。1966年虹桥公社及各村影像图，由周莉、吴依虹执笔各村界，董福余把关。《50年代虹桥集镇概貌图》复原50年代虹桥集镇的影像，形象而气势恢宏，图集各方资料，由老干部周文安指导，画家韩松及其学生、虹桥人陈莉共同绘制。村宅志封面图，由陈莉以《50年代虹桥集镇概貌图》为底稿再创作。篆刻及剪纸艺术家、虹桥人姚关林为村宅志封底篆刻印章，并剪纸作辑封。风俗画内容涉及广泛，不易画对。2016年11、12月，镇志办分3批开专题会，请16个村的撰稿员临场作示范，或对画面提出修改意见。画师王竹持根据文字和口述资料，或借鉴撰稿员画的草图，数易其稿，终成其画。石臼舂粉图，修改了四五遍。“黑墙头”绞圈房改了三稿，还到浦东周浦实地察看同类型的房子。虹桥人王振元、高关囡发挥一技之长，画当地风俗图。参加过《七宝镇志》编纂的七宝人徐建能帮助绘制50年代枝杨圈、经布路、老灶头等。吴七一提供一幅绞圈房图。

　　村宅志采用照片600幅，主要摄影人员有邵海木、任幅中、周怡、许剑锋。许多老照片出自虹桥文化站老站长邵海木。任幅中、周怡是虹桥社区学校摄影班师生，受聘于镇志办，村宅志中大量现在的照片均出自他们。许剑锋是政府办摄影师，常协助镇志办拍照。还有很多照片由镇志办和各村收集。最后由镇志办整理筛选、写文案。

　　殿军是顾问组。成员有周建邦、周文安、沉定国、徐木泉、陆德荣、杨妙福、张雪琴、丁荣华、叶玲仙、范雪凤、顾根勇、徐永清、周文元、杨连福、董福余、邵海木。他们大多是虹桥镇的元老，有的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后来的乡镇，都在本地当干部。以他们丰富的阅历，严谨的作风，为镇志办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镇志、村宅志把关。村宅志审稿交由组长周建邦及成员沉定国、杨妙福、顾根勇进行。周建邦对建置沿革、集体资产改制等方面的编写不厌其烦进行指导，不顾年高视力减退，审读村宅志稿全稿，发现多处不准确表述，增加数十处内容。沉定国、杨妙福、顾根勇也认真评议稿件，提出修改意见。顾问组的工作，保证了村宅志的总体质量。

　　《虹桥镇村宅志》史诗般的恢宏，是虹桥人自己编自己家乡的志书，又是在上海地区首次尝试让全镇的所有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宅基、集镇编入地方志，让所有的村民能在志书中找到自己的家。不管是谁，不管在天南海北，只要是虹桥人，看了一定会高兴，也会珍藏，留给后人。研究或对中国农村发展、上海城市发展有兴趣的各方人士，也一定会对这部志书感兴趣，因为通过这部志书，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得到中国最大城市的一个近郊农村在短短六七十年里实现城市化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着无穷的信息密码。参加村宅志编纂的全体人员，他们的辛劳没有白费，为家乡虹桥镇做了件大好事，一件永远带着余香的好事。大家会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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