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海峡两岸的空中交通缘于政治因素，尚未有直航班机，必须经由第三地转机方可。以港龙航空班机为例，须先从台湾高雄飞行到香港赤鱲角机场，亦即所谓的第三地，再另由香港飞往大陆内地的航班衔接，方可抵达目的地上海虹桥机场。所以每次往返两岸转机必然旷日费时，我们都要有在路上耗时近一天的心理准备。

　　当妻子和我在高雄国际机场票务柜台报到时，隔邻正巧有一位老先生，跟我们是搭乘相同的港龙航班经香港前往上海。不过他老人家获悉香港方才启用的赤鱲角新机场设施完备，规模宏大，他单人独行，人地两生，多有顾虑。我闻讯当即自动请缨负责全程引路，即刻将老先生由送行的家人手中接下，并拍胸脯保证定能将老先生平安送至上海。由是，借由这层机缘，我们仨一路相随，旅程中妻子和我也聆听了老先生自身近半世纪的离散经历。

　　老先生原籍江苏常州，国共内战时任职上海市政府，后无奈随国民政府只身赴台，从此与家人音讯杳然。后来老先生在台湾“另”组家庭，育有两女，定居在高雄凤山。至于原来在老家常州的原配和儿子，总算在分别约四十年左右，恰逢开放探亲时的1987年前后，与老先生重新取得了联系。而对于老先生而言，海峡两边均是家人，手背手心都是肉，自此已退休的老人家更为忙碌了，他有幸获得海峡两侧两组家人的谅解和支持，频繁走访“两个家”。而这次适逢刚与台湾家人共度春节，他正要到那边的“家”一块儿围炉。老人家言谈之间，在感谢家人大度和感恩老天爷怜悯之余，还促狭地给自己下了一个注脚：“造孽啊！”

　　当我们一行安抵上海虹桥机场，提领行李准备通关时，老先生既高兴又腼腆地表示，半个世纪前他“遗弃”在神州大地上的儿子会来接机。出关后不久，果不其然一位看似五、六十岁斯文的男士，很热络地迎了上来，那份父子间的亲腻互动，真情流露，未因四十年的“留白”而有所减损。一旁的妻子和我不仅感动，也很开心我们完成“空中褓姆”的任务了。